關于地方債，近期出臺的《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特別指出，要開明渠、堵暗道，建立以政府債券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
理論上，決定債務風險有三大指標：債務規(guī)模總量、債務期限結構和償付人責任。在我國，目前最為復雜的問題是償付人的責任。我國地方政府借款渠道較多，擔保及償付責任相對混亂。很多借款最終用于地方公共設施建設及公共服務，但這些錢的合同借款人或償付人卻都不是最終用款人——地方政府。大多數(shù)是與政府相關的企業(yè)法人，比如，地方融資平臺（公司）。
這樣做，可以理解為地方政府為防范財政風險設置的“隔離墻”，但實際上，卻對市場中的正常借貸關系形成了較強沖擊。正是因為這樣的運行模式，由債而起的財政風險，很可能轉化為了銀行風險。
從全球來看，地方政府借債并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話題，有相對成熟的做法，當然也有不少教訓。去年，美國底特律市政府破產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地方政府資不抵債的典型。脫鉤地方融資平臺就是要規(guī)范地方政府融資渠道，令發(fā)債、償債和債務監(jiān)管有章可循。進一步講，規(guī)范政府融資渠道的深層意義已經超越了防范財政風險，成為構筑現(xiàn)代地方政府治理結構的內容。一般而言，大多數(shù)地方政府肩負著本地區(qū)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一些需要短時間支出的大筆開支，往往需要經由借貸，而債務的償付則需要本地居民的繳稅或者交費。規(guī)范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一方面有利于老百姓監(jiān)督地方政府的借貸行為；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地方政府透支未來公共資金、增加民眾負擔的制度約束。
2013年的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實際城鎮(zhèn)化率僅為53.7%，較之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超過70%的城鎮(zhèn)化率仍有不小距離。城鎮(zhèn)化的背后是公共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的擴大及持續(xù)改進，財政資金的主要作用還將進一步發(fā)揮。換言之，地方政府“借款搞建設”的模式，短期內不會徹底扭轉。而且，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大，勞動力及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上升，地方政府借款規(guī)模也會逐步增加。
因此，地方政府向市場融資的行為幾乎不可逆轉。那么，地方政府該如何發(fā)債？一種觀點是中央代發(fā)，然后轉貸地方。這是1998年我國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做法。另一種觀點是地方政府自行發(fā)債，中央政府監(jiān)管并有限度擔保?？陀^講，這兩類觀點并不完全對立，爭議在于：何種形式發(fā)債？怎樣管理債務？
地方政府性債務要有內部約束與外部條件兩方面支撐。所謂內部約束，主要是建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債務責任體系，這里面包含準確而全面的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及現(xiàn)金流量表，推行權責發(fā)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而外部約束，主要是將政府性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建立考核問責機制和地方政府信用評級制度。建立健全債務風險預警及應急處置機制，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
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事責，是決定地方債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除了關心地方債務規(guī)模，另一個社會關注的熱點是哪些地方可能先期試點地方債發(fā)行。其實，這并不是與地方融資平臺脫鉤后，地方債駛向何方的最關鍵問題。當前亟待解決的難題依然是，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事責。
現(xiàn)階段，我國地方可支配財力的40%來自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還是辦的事情多，而收入來源少。地方借債是解決收入的辦法，但如不重新劃分事責，那么借到再多的錢也不夠花，財力不足的問題依然不會得到根本解決。即使能無限度地借到錢，地方政府也需要按時償債，并在未來的收入中找資金。
就當下的中國而言，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事責，才是決定地方債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特別是那些中央和地方都有責任的交叉性事務，比如社會保障、基本醫(yī)療等，如何分攤支出責任，又如何建立資金的常態(tài)化供給渠道，更值得引起關注。
